|
黄叶村（1911---1987）原名黄厚甫，儿时学名黄成昆，乳名冬宝，别署后父、江南布衣、老园丁、罕翁、竹痴、竹痴翁、竹痴老人、听雨老人。安徽省芜湖市人，祖籍安徽当涂，汉族。生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安徽分会会员，安徽书协理事，芜湖市政协常委。先生自幼酷爱书画，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少时即以书法闻名乡里，青年时得教于新安名家汪福熙老先生，汪先生早年曾任北洋大学秘书长。汪家世代书香，其子汪采白曾任北师大、中央大学的教授，而且也是新安画派的著名画家，这使得黄叶村有机会饱受汪家珍藏的历代书画大家名作的熏陶，又受到汪家父子悉心教导，得益非浅。
先生幼时上过四年私塾，八岁入小学，十四岁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迫于生计到繁昌县峨桥镇一家布店当学徒。二十二岁起即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从教数十年，桃李满天下，直至1958年底受极左路线的影响，被迫离开课堂，此后久居茅庐，潜心国粹。晚年幸逢盛世，生活渐趋安定，多次游历祖国名山大川，饱览美景。尤其自觉接受西画技法，洋为中用。年届古稀之后，不仅创作热情更加高涨，而且技法益显炉火纯青，一大批既见扎实功底又富创新之意的作品大多在这一阶段完成的。
在书画创作领域里他是一个多面手，不仅擅山水，花卉翎毛和墨竹，而且亦工书法和金石。他的山水由清直追宋元，被人们称赞为新安画派的真正传人；其书法以帖入碑，正、草、隶、篆无所不涉。著名美术品论家薛永年先生在评介黄叶村先生时写到：“作为一个在贫困崎岖之路上自学成才的画家，在他数十年来从临摹入手进而师造化的艺术实践中广取博收，勤于思考，孜孜以求，不追时尚，不求闻达，终于以其深厚的功力和深入的认识，学古而化，取得了不寻常的成就。”在他逝世后的第二年，即1988年5月和12月由安徽省政协、安徽省文化厅、芜湖市政协、中共芜湖市委宣传部、芜湖市文化局、芜湖市文联等单位，先后在安徽省博物馆和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黄叶村遗作展》在书画界引起了轰动，获得广泛好评。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香港文汇报等众多媒体均做了重点宣传。1991年先生的成就被收录于《中国美术年鉴》。1994年安徽省政府全额拨款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黄叶村画集》，2001年安徽省美术出版社又接着出版了《黄叶村画选》。
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农历十月十三日，叶村先生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鲁港镇一个裱画师傅家，因时已立冬，故乳名为冬宝。父亲黄思进，原居当涂县大桥乡（八十年代划归芜湖市鸠江区管辖，更名为大桥镇），孩童时即随全家迁居于鲁港，排行老二，上过几年私塾，少时丧父，全靠自学成材，不仅学得一手裱画和扎纸的好手艺，还擅画人物花卉，亦工书法，闻名远近乡里，鲁港繁昌一带还曾流传有其将钟馗画活了的传说，每逢春节，他都免费为乡邻书写春联，人们尊称其为黄二先生。父亲温厚宽仁、乐善好施以及对书画的爱好，对叶村的人品和艺术人生影响颇大。
母亲黄雷氏，娘家为缝纫手艺人家，从小就练就一手好针线细工，勤俭持家，性格刚强且洁身自好。母亲一生共生十三个子女，却因贫穷仅存活了三个。叶村行二，兄名黄成炳，长叶村十二岁，读过几年私塾，粗通文墨，十五岁就到芜湖龚振兴布店当学徒，二十岁时因患肺结核病故；弟黄成新，小叶村三岁，小学毕业后即去舅父家学缝纫手艺，学成后开了成衣店，自食其力，养活一家老小。因终日劳累也染上肺结核，于1962年病故。
1917年（丁巳年）秋，六岁，启蒙入私塾，读《三字经》、《百家姓》等，并开始描红。
1918年（戊午年），七周岁，在父亲的指导下正式临摹颜真卿《多宝塔》和〈麻姑仙坛记〉。
1919年（庚申年）秋，八岁，入鲁港公学。由于此时已写得一手好字，而且学习优秀，在学校里受到老师称赞和同学们的喜爱。同学们常请他为自己写字帖，有的甚至用钱购买，一个铜钞一张帖。
1921年（辛酉年）春，九岁，同镇名医计大先生（名不祥）器重叶村，收其为义子，计家世代中医，不仅医书成箱，而且还藏有诸多名人字画，使叶村大开眼界，从此正式练习中国画。同年底开始为乡友书写对联。
一九二二年（壬戊年）起，经人介绍，常在学习之余乘坐竹筏过渡到到芜湖市商贾云集的长街，为一些商店书写招牌。
一九二三年（癸亥年）冬，刚满十二周岁时，由母亲作主与本镇一位手工业主陶光福的女儿（小名小牛子），订下婚约，女方年长三岁，先生不同意这桩婚事。
一九二四年（甲子年）冬，一顶小轿将陶家小女接到黄家做童养媳，先生与其形同路人，一心只是埋头读书。
一九二五年（乙丑年）春，在父亲的支持下，母亲终于答应以男女属相不合，与陶家商量解除婚约的事，后由女方提出退婚，退婚后的陶家女子进了当时芜湖市的贞洁堂。
一九二五年（乙丑年）夏，高小毕业。因家境贫寒无力继续求学，还不满十四周岁便不得不到繁昌县峨桥镇的周义和布店去当学徒。每天起五更睡半夜地为老板家和店里做事，夜深人静时，总不忘读书学习和练习书画。长期超负荷劳动，使他体力渐渐不支，终于在一次从船上卸货时，被沉重的货包压得吐了血。
一九二八年（戊辰年）春，因不愿忍受老板的剥削，也为了能更好地自学，在父母亲支持下，中断了学徒生涯，回到了鲁港的家，白白为老板干了三年活。回家后一边治病一边学习，为谋生计，每天还不得不沿街叫卖。清晨，天还黑得不见五指，就拎着竹篮到点心店去贩油条烧饼等早点，然后就沿街沿乡叫卖。常常忍受着街邻的白眼，忍受着饥饿，一卖完货就回到家里，闷在小阁楼上看书、写字、画画，一切人间的世态炎凉和饥寒困苦，此时都似乎不复存在。
一九三二年（癸酉年），21岁，先生的一幅山水画首次参加芜湖市的一个书画展，展址就在原芜湖市中山路的江城旅社楼上，获得观众好评。此后，在好友徐少鳌（芜湖市名中医）的帮助下，获得去日本国学习绘画艺术的留学名额，但终因母亲苦苦不放远行而痛失良机。
一九三五年（乙亥年）秋，24岁，经友人介绍到皖北霍邱县城松滋小学任图画教员。
一九三八年（丁丑年）春，26岁，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先生由霍邱经六安、安庆等地，辗转数百里，于当年夏末到达皖南的郎溪县，同年秋被聘为建国中学美术教员，并同时在〈第三战区皖南行署民众总动员会〉郎溪分会负责抗日宣传工作。其时，父母亲和弟弟黄成新夫妇一家四口亦从芜湖逃难到太平县。
一九三九年（已卯年）元旦，与王高烈等九名热血青年在郎溪举办金石书画展览，所得润资全部捐献救济难民。
同年春末夏初经友人介绍，与郎溪县城关镇桑园村宗留堂老先生之女宗翠凤相识，当年秋，父亲黄思进由太平县赴宗家提亲定亲。宗家乃南宋爱国名将宗泽之后，宗留堂是清末举人，家道殷实，在当时自办学堂，教书育人，子女中长子宗守吉以教书为业，届时与叶村同在一校工作，次子宗守肃粗通文墨，三子宗守浚和四子及两个女儿皆务农，不幸的是1937年宗老先生在日本人对郎溪的一次大轰炸中，为保护学生而受伤，不治而故。岳母宗龚氏乃郎溪县一大户人家之女，知书达理，勤俭持家。
同年秋末，日本人大肆轰炸太平县，父亲黄思进因受惊吓而得病，于当年冬天病故。
一九四零年（庚辰年 ），农历正月，二十八周岁。转入屯溪的《皖南行署民众抗日总动员会》工作，并同时被由芜湖内迁于歙县西溪南的芜关中学聘任为该校的美术教员。
同年春回郎溪与宗翠凤女士完婚，同年五月将夫人接到溪西南的芜关中学。
原芜关中学校长汪嵩祝（又名汪松年）先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他的一家是徽州名流，世代书香人家。其兄汪采白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央大学教授，并且是新安画派的名家；其父汪福熙，曾任北洋大学秘书长，学识渊博，书法功底极深。汪嵩祝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爱才识才，尤其关心年青人的成长，他十分器重和关爱叶村，一九四零年，叶村到芜关中学任教不久，就被汪校长引荐给他的父亲汪福熙老先生，真正地成了汪老先生的学生。每逢星期天，一大早便从溪西南徒步二十多里路到西溪（现并入歙县的郑村），登门向汪老先生求教书法之道，并向当时在家养病的汪采白先生请教画理，或欣赏阅读汪家所藏历代名人书画和碑贴，尤其新安画派诸家之真迹，在汪氏父子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受历代书画大师作品的熏陶，先生自认为学业稍成，汪家的知遇之恩亦为先生所终生难忘。这一阶段的学习以及徽州地区及宣郎广地区钟毓灵秀的皖南山水和丰厚的文化底蕴，为他后来步入艺术殿堂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一九四二年（壬午年），农历二月，时年三十岁，长女黄道玉出生。
在芜关中学教书的三年中，是先生事业和家庭生活都勃勃向上的时期。在事业方面，他一面忙于教学和抗日宣传，一面在恩师汪氏父子的指点下，坚持研习书法绘画，且艺路宽广，山水、花卉、飞禽走兽乃至当时时兴的抗日救亡宣传漫画，无所不涉。他的学生回忆说：“先生每次作画，多以图钉别之于办公室中，任教师和学生点评、指正。对人们所提意见，无论正确与否，莫不诚恳接受。”一九四二年先生曾画过一幅漫画：一个小贩在向一个孩子兜售蛋糕，远处有报童的背影，而孩子却一面摆手，一面聚精会神地读手中的报纸，画的旁边写着“三尺孩童知爱国，蛋糕不买买新闻”两句话。
一九四三年（癸未年）农历六月，儿子黄道强出生。同年七月，国民党驻屯溪卫戍司令部一名将领派人向先生索画，先生深恶其假抗日，便托病回绝。为防由此引起的不测，辞去芜关中学工作，携夫人和一双儿女不得不四处躲避，后逃难至太平县，因途中淌过浸泡有腐烂尸体的河水而中毒，以致大病一场，全身长满毒疮，贫病交加，一家四口栖身于一座破庙中。幸夫人贤惠，吃苦耐劳，靠帮佣勉强养家糊口，又遇友人帮助，终于治好了病，重返教育岗位，在黄山三口乡小学任教音乐和图画。在太平艰难地渡过了几个月，接到了新的聘任。
一九四三年底，被安徽省立十二联中聘任为美术教员，直至一九四五年秋。一家四口也在泾县潘村营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
一九四五年（乙酉年），先生任教班级的12名学生被乡政府逮捕，乡政府声称只要校方保释便可交保在外“等待处理”，校长杨筠青胆小怕事，借故躲了起来。为救出这些学生，先生毅然冒着生命危险，模仿校长笔迹，私刻校方印章，将学生全数保出。案发后，杨校长吃了一场官司，被撤掉校长职务，先生也被解聘，丢掉了饭碗。
同年春末，正是春蚕吐丝的时候，一天，先生带着长女外出散步，路遇一惨死路边的穷苦老人，便解囊相助，掏尽身上所有的钱为死者买了几块木板装钉成棺材将其装殓下葬。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四岁，受聘于南陵县中山中学，不久后又接受了该县的南陵中学聘任，同时担任两校的美术课教员。
一九四六年（丙戌年）三十五岁，农历五月，次女黄道珍出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联合国救济总署调物资救济难民，南陵县“救济会”负责人将“救济包”一一拆开，挑选好的食品、衣物留用，先生得知后，画了十二幅题为“救济会救人先救己”的漫画，张贴于街上，围观群众无不称快，而先生却为此常受到官方迫害。于是他又画了一幅山水画，画面上远山青黛，碧水如镜，一渔翁手执渔竿，回头斜视着钓上来的并在地上爬行的螃蟹。画上题到“留得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这幅画后来送给了他的一位当中医的朋友。
一九四七年（丁亥年），南陵中学校方克扣学生助学金，中饱私囊，先生要求校长提高学生伙食标准不果，当即拿出当月工资为学生改善伙食，并提出辞职，表示抗议。
一九四八年（戊子年）夏秋之季，三十七岁，见南陵中学校舍已成危房，先生向集省国大代表、县太爷于一身的校长建议，要求拨款修建，与之发生争执，为堵先生的嘴，在发薪水时将一大叠钞票递到先生手中，先生随即将钞票向校长的脸上砸去，斥道：“我不要这不清不白的钱，有钱应盖校舍，为学生造福”。不久便辞掉了南陵中学的工作，为减轻生活压力，夫人宗翠凤只得带着三个孩子于当年十月，经芜湖回到郎溪的娘家，与多年不见的老母和兄弟们团聚，直到次年四月初又回到芜湖，与婆母和三弟黄成新一家住在一起，帮弟弟的成衣店绞衣边钉纽扣。
一九四九年（已丑年）四月，芜湖南陵解放，解放后先生仍在南陵中学教书。同年五月底，夫人携三子女回到南陵。解放伊始，社会动荡，且因只在一所学校教书，收入不高，无力养活全家连身五口。于同年九月夫人又携子女回到芜湖弟弟家，同样帮弟弟的成衣店做工。十月里，因经济十分困难， 不得不将次女黄道珍送给了一户姓尹的鞋匠做女儿，至今下落不明。
一九五零年（庚寅年）春，三十八岁，参加皖南行署人民政府在芜湖举办的中学教师集训班学习一个月后被安排到青阳师范任教美术。
同年四月底，夫人携长女与儿子也来到青阳师范所在地青阳县陵阳镇，此时两个孩子才开始上小学。同年秋季，青阳师范迁至贵池县，先生随校同往。
一九五一年（辛卯年）一月，三女黄道荣出生，同年十月，夫人携三个孩子由青阳县陵阳镇来到贵池与先生团聚。
同年4月，与方善策、莫云涛等11人成为贵池文联首批成员。
一九五二年（壬辰年）春，四十岁，调至安庆四中任美术教员。
一九五二年秋调至桐城中学任美术教员兼班主任。同年十月下旬夫人携三个孩子亦来到桐城县。
一九五四年（甲午年）春，42岁，调至桐城师范任美术教员，兼班主任、教研组组长。
一九五六年（丙申年）春，调至安庆师范任教美术。同年一月，四女黄道明出生。
一九五七年（丁酉年）夏，四十五岁。反右派斗争全面展开，因对个别学识品德兼优的教师被打成右派流露出不解和同情而受到批评，当年暑假后就调离安庆师范，调往怀宁师范任教美术，并任班主任和教研组长，一家四口人住在怀宁师范所在地——怀宁县猫山镇，这时儿子黄道强在芜湖市读初中，长女黄道玉在桐城中学读高中。
一九五八年（戊戌年）十月，被错划成历史反革命，给予留校劳动察看和降薪处分，工资降低一半，每月只有36元生活费，每天在学校农场养猪放牛。为养活全家和供两个中学生一个小学生的学习费用，夫人只得帮人洗衣服和做杂工，一九五九年冬天，夫人带着两个小女儿回到芜湖做小工，因无钱上学和要照顾幼小的妹妹，三女黄道荣只得辍学，儿子初中毕业后，为减轻家庭负担，刚刚十六岁就干起了自行车修理工的活，一家人分居三地。
一九六一年（辛丑年）春，四十九岁，在劳动中摔伤右胳膊仍继续劳动，学校校医同情予以精心治疗，但仍留下后遗症，右手无法得力。劳动之余从未间断学习和练习书画，无钱买纸笔，就用粗草纸或在地上画。
同年暑假，在大学读书的长女黄道玉从芜湖来到怀宁师范学校的农场，伴先生渡过了一个炎热而又劳累的夏天。同年冬，母亲黄雷氏去世；羿年春末夏初弟黄成新患肺结核病故。 一九六二年（壬寅年）秋，怀宁师范学校被调整下马 ，先生申请退职获准，在外漂泊了二十多年终于回到了故乡芜湖。一家六口除长女黄道玉寄宿在就读的皖南大学学生宿舍外，余皆挤在一间七平方米左右的小草屋内。虽然生活很苦，但从此却和妻儿团聚，并可以不受外界干扰，真正静下心来研习书画和金石。房子又小又无电灯，光线不好，就把只有70公分高桌面不到0.4平方米的小方桌搬到门外作画、写字或篆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把这间破草屋戏称为“镜湖草堂”，过年时还贴上自书的“一间破草屋，两个无用人”的对联。也就在这期间，因感悟到敦诚致曹雪芹的诗句“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扣富儿门。残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的辛酸含义，产生了共鸣，遂将“黄厚甫”更名为“黄叶村”。他曾对学生说，“如今很苦恼，我暂时不能再做人家教师了，重新当小学生吧，拜古人为师，学画由清上追元宋，书法学晋唐北魏，金石学秦汉、石鼓和瓦当”。
一九六五年七月，长女黄道玉出嫁，家中穷困潦倒，连一只陪嫁的脚盆也买不起，只得将自己手书的一幅毛主席诗词“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作为女儿的嫁妆。
这一年，儿子黄道强因痣疮开刀感染而得病，也无力住院治疗。 一九六六年夏，五十四岁，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抄家，为保护一家老小的安全，先生不敢画画了，但仍坚持练习书法，抄写或篆刻毛主席诗词，直至三年后才又重拾画笔，这期间，为了生计和购买笔墨纸张，曾忍痛卖掉两方心爱的寿山石。 一九六九年（已酉年）春，五十七岁，三女黄道荣下放到宣城县水阳镇农村插队落户。
同年六月，唯一的儿子因长期患病无力医治而病故。老年丧子，此乃人生最大的悲伤之事。为使其从悲痛中解放出来，学生汪友农将其接到南陵县麻桥乡家中小住。乡间的自然风光和农民的纯朴真情医治好了他的失子之痛，更启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在这里写生了很多铅笔、水彩和油画画稿。作品“麻桥春色”就是他在这里的有感之作。
一九七零年（庚戊年），常被邀到南陵县师范学校去讲课。在授课期间，他常要求学生既要“练手”，更要“练心”。“心上无渣滓，笔下有神明”，并鼓励学生创新，常说“‘循道而不二，则天不能祸’。当然，学前人不能老跟在前人后面走，要争取超过前人。如果你的作品真的超过了前人，这就是创新。”“重传统者未必成功，但成功者必先重传统。对传统的东西也不能盲目生搬硬套。”并告诫学生“学宋防僵，学元防脏 ，学明防荒，学清防框。‘道可逆，非常道’嘛！”
一九七一年（辛亥年），安徽日报登载有时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负责人的***讲话，其中提到“芜湖有个黑画家，穿着一身黑衣服躲在黑屋里画着黑画......。”好心的学生汪友农看到后来相告之，并欲安慰他，他却宽慰地送给其一幅对联“能受磨难真铁汉，不遭人妒是庸才。”同时为保一家人平安，将一方寿山石印章，一本印谱，几幅画好的画和60元人民币一同仔细用一块旧的花布包好，悄悄送到一位与之有忘年交的年青人家，托其代管，并嘱之，万一有不测，这点东西和钱还能给老妻和小女生活几天。
从一九六二年退休回芜的数年内，先生经常往返于郎溪、广德、宣城、南陵、青阳和徽州黄山等地，一来看望年青时的旧友，二来重游于皖南山水间，启发灵感和写生。
一九七六年春，应南京的杨建候、张正吟等三位著名画家之邀去黄山写生，路过南陵，在县里三位画家受到上宾般的接待，尽管三位画家一再表白“黄先生画得比我们好”，但先生仍被拒之门外。当晚他来到在南陵师范工作的学生汪友农家，汪为他遭此冷遇而愤愤不平，而先生却平静地说“不管他，我们画画吧。”就着昏暗的灯光，他始终不语，只见笔挟风雷，纵横捭阖，不一会儿一幅丈二长的“深谷兰竹图”画就。 先生喜爱画竹、画梅，盖因竹“未出土时先有节”，总是虚心向上；而梅则无奴颜媚色，梅竹的高尚风格始终是他做人的准则。为此，一九七六年初秋，他给自己画了一幅题为〈双清图〉的墨竹梅，整幅用墨前浓后淡，虚实相生，画上的题跋“梅有高尚风格，竹亦节操而虚心，我想世人应学此品德，才能受到尊敬。”则更是他为人的写实。
一九七七年（丁已年）六月，芜湖市园林管理处请先生为其所管辖的“迎宾阁”画一幅画，时值“四人帮”粉碎不久之际，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仅用了两天时间，就画好了一幅340*86（cm）2的巨幅山水——《祖国万岁》。他把对祖国的希望和热爱全都倾注到这幅画中。只见画面的远处为黄山云海，山峰被云雾缭绕，若隐若现，一抹阳光显现于山峰间，近处为苍松巨石。画的右侧上方用篆书题写着《祖国万岁》，右侧下方盖上一枚“江山如此多娇”的朱文闲章。
一九七八年（戊午年）八月，为了迎接即将于同年十月份在繁昌县招开的全国部分省市公安预审工作交流会，繁昌县委招待所在经过请示县委领导的同意后，请先生为该招待所画画、写字，以布置客房和会议厅等。先生在该所住了一个来月，共创作了一百余幅国画和书法作品，给该招待所带来了新的面貌，也给各地来开会的代表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获得一致的好评，而先生在工作期间，不仅饮食起居很简单，而且不要分文报酬。
一九七九年，有一日本友人来芜，见到迎宾阁中展示的《祖国万岁图》后，便多次请人或亲自与“迎宾阁”商谈，欲以3000元甚至更多一些钱买下这幅画，终在先生多次严正干预下将这幅画保存下来，现存在园林管理处的档案室。
同年，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长的赖少其先生来芜看到这幅画，由衷地说：“我要好好地向他学习。”并将他引荐给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中国书画，后因种种原因而未果。赖少其先生又多方努力，在他的举荐下，当年三月，芜湖市文联吸收他为市文联专业画家，月发生活费30元，同年八月，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要出国访问，有关部门请先生作画50余幅，以作出访礼品。
同年10月，安徽省政府任命先生为省文史馆馆员，月发生活费70元。
同年，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前往宣城劳动大学讲学，在参观芜湖市工艺美术厂时，看到先生所画墨竹，赞道：“黄老先生堪为‘江南一枝竹’也”，后又向先生求得墨竹一幅，此后结成好友，常以书信往来。
一九八零年二月，六十八岁。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在安徽省博物馆举办“五老”画展，先生十余幅墨竹首次与合肥观众见面，因此被誉为“江南一枝竹”。
同年芜湖市“民革”市委会吸收他为民革成员，并被政协芜湖市委会增补为六届政协委员，中山书画社社长。
同年夏，在各有关有士呼吁和芜湖市政府的关心下，全家终于从风雨飘摇的破草房搬到劳动路一套一室一厨卫的楼房中，先生高兴得在次年的春节写下了“大家好”三个大字的春联贴在门上。
自这一年起，曾数次被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不定期地聘任教授中国画。
同年，参加芜尖湖市与湖南省株州市画家互访活动，其书画作品在株州展出很受欢迎，结识了一些朋友，并游览了桂林山水，丰富了创作内容。
一九八一年，五月，七十岁，先生及其他几名芜湖市画家作品在北京的首都博物馆展出，著名画家周思聪见先生书画后感慨地说：“高手在民间”。北京大学教授吴祖湘、红学家冯其庸、作家管桦等称赞先生的墨竹“疑是板桥在世”、“板桥后一人”。
自七十年代末起，先生经常应邀去泾县等地的宣纸厂试纸。一九八一年秋，在泾县小岭宣纸厂试纸时，工人们闻声纷纷
向他求画，他高兴地说：“你们为画家服务，画家也应该为你们服务。”他画了一幅又一幅，满足了所有来求画的工人的要求。 一九八二年（壬戊年）国庆节，七十一岁，应邀参加重庆“淳辉阁”笔会。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间，曾数次应邀往长江航运公司的重庆和武汉两分公司作中国书画讲座或参加笔会。在往返于重庆、武汉、芜湖途中，长江两岸美景启发了他的灵感，不仅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写生手稿，且创作了一批以长江三峡等风景为题材的作品。一次，正当先生在船上对着三峡写生时，一位瑞士友人看见了赞不绝口，并表示要以高价买下，先生婉言拒绝说：“我的画不卖，如果你喜欢，我可以送给你。“
一九八三年（癸亥年）夏，，七十二岁，在芜湖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关心下，先生的住房条件又有了改善，搬进了一室一厅一厨卫面积约50平方米的楼房里。
一九八四年（甲子年），七十三岁，安徽《艺坛》专文介绍了黄叶村及书画作品。墨竹《竹报平安》被选入参加《全国储蓄画展》，并入画册。加一幅作品入选参加全国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庆祝国庆35同年书画展》。同年七月，大外孙考入北京大
学，更给先生精神上带来了安慰。
一九八六年五月，七十五岁，参加芜湖市书画家与苏州市书法协会的交流活动，为时一周。
同年五月患病住院，被诊断为慢性肾衰竭，经治疗一个月后，稍有好转便急着出院，“我不能这样老住在医院里，于其在这里闲着花国家的钱，还不如回家多画些画。”同年六月出院回家后，不顾身体虚弱，争分夺秒地创作。年底，安徽省政协聘请他为省政协书画室画师。
一九八七年（丁卯年）二月九日，再次病重，由时任中共芜湖市委副书记的金庭柏同志出面联系，住进了省立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即弋矶山医院）治疗，经诊断为慢性肾衰竭并发尿毒症。采取血液透析和药物综合治疗，病情逐渐减轻。同年五月一日，乘五一劳动节医院放假之机，先生回家休息两日，看望在芜的诸好友，与夫人和在芜的两个女儿及外孙们欢聚。两天后仍回医院接受治疗，此间芜湖市轻工局来人请先生为新落成的服装大厦题写招牌，先生欣然命笔，忍着病痛蹲在地上写完了“‘服装大厦’黄叶村题”八个大字。住院期间，省市有关领导或派人或亲自来看望他，在病情稳定后，他就计划着何时能出院回家，集中精力再画一批画，还想着要创作“百竹图”，在病床上他不停地看书学习，构思腹稿，有学生来看他，顺便向他提出绘画方面的问题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解。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清晨六点多钟，先生突发左心房衰竭，抢救无效，于当日七时左右辞世离去。享年七十五周岁，同年五月十六日，由安徽省文史馆、中共芜湖市委、市政协、市政府、市文化局和文联等单位组成的“黄叶村先生治丧委员会”为先生举办了追悼会，送葬者近千，车辆数百辆，花圈数百，市委副书记金庭柏、省政协以及省内外有关单位和个人都发来唁电或派专人来参加追悼会。会场大厅内悬挂着不少单位和友人题的挽联更是让人对先生肃然起敬，如文联摄影协会理事长黄友圣执笔提写的挽联为：“一生坎坷古稀之年才安逸，百砚磨砺太平盛世方扬名。”，安徽师范大学宛敏灏题写的挽联是“艺苑久蜚声翰墨犹新邃失江南一枝竹，小楼漫听雨湖亭在望长同尺木两家春。”
黄道玉
二00五年四月十日
|
